□郭学良 白军社
■编者按
生前为大众造福的共产党员，必定能换来身后万民敬仰。曾担任阳城、武乡、屯留三县县委书记，仅活了51岁的孙文龙用生前事身后名，回答了共产党人“入党为了什么，当了干部做什么，身后留下什么”的人生课题，展现了崇高的人格魅力。孙文龙已离世36年，但提起孙文龙，三地的百姓始终记挂在心、念念不忘，追忆严以律己、两袖清风的好党员，思念实心实意、一心为民的好书记。《半月谈》2018年第四期的《时政》栏目版块刊发通讯《当干部，就该这样！》，重温曾担任阳城、武乡、屯留三县县委书记孙文龙的事迹。本报今日全文转载，敬请关注。
百姓谁不爱好官!一位生前为大众造福的共产党员，必定能换来身后万民敬仰。一说起孙文龙——这个离世36年的县委书记，山西老区群众总是声泪俱下，从他们的口中，一个人民公仆、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当官不像官，就爱跟老百姓吃一锅饭”
1957年，时年26岁的孙文龙从山西省委机关主动要求返回家乡山西省阳城县支农。在这里，孙文龙几乎每天都和农民在一起，留在民间的故事有几箩筐。
给土地翻茬可以增加产量，老百姓不愿意怎么办?孙文龙给乡里的干部每人配一把镢、一把锹，自己带头干。看着他满手水泡，农民们知道“这不是个指手画脚的干部，而是个能和老百姓同甘苦的官”。
赶在上冻之前，固隆乡七八千亩的茬地被翻了一遍，第二年全乡粮食空前高产，乡里人对孙文龙有了好感，他说栽桑就栽桑，他说垒塄就垒塄。
孙文龙下乡总爱挎个粪篓，拾满就倒到农民的粪堆上。刚开始，人们当洋相看，时间一长都知道他不是在装。孙文龙说：“要让群众办的事，我们干部必须先干。”当地百姓给他起了“粪篓书记”的绰号。
1958年，时任阳城县寺头公社主任的孙文龙琢磨：“老百姓不仅要有粮吃，更要有钱花。”在当时，搞经济别人想都不敢想，他却说干就干，带领农民栽下上千万株桑树，让阳城县成了“华北蚕茧第一大县”。
年过七旬的郝旭初，在孙文龙身边工作了十几年，在他看来，孙文龙和农民处得和朋友一样。群众眼里的孙文龙“当官不像官，就爱跟老百姓吃一锅饭”。
为人民干事业，“冒点险算得了什么”
在乡镇历练多年，35岁的孙文龙当上了阳城副县长。此时，他刚有了兴修水利改变全县农业面貌的想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阳城也和全国一样，满街的大字报，除了“革命”什么都不能干，一心要抓生产的孙文龙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苗苗”。
即便这样，孙文龙没有撂下挑子明哲保身，而是冒着风险，变着法子去干。他主动提出到农村“劳动改造”，不是为去逃难，而是要偷偷继续他的水利梦想。在阳城县润城镇西坡村接受“改造”期间，孙文龙“串通”几个颇有水利特长的“臭老九”“土专家”，白天走河谷、爬山梁，晚上在煤油灯下画图纸、做方案，和地下工作者没有两样。
几经周折与坎坷，几年后，北留水轮泵站终于建成。这是当时华北地区第二大水利工程，阳城因此多了1万余亩水浇地。
太平官好当，做个有作为、有肝胆的官难。1977年，孙文龙调任武乡县委书记，到任不久便在当地大兴农事，搞起了桑蚕。尽管都是富裕一方的好事，但还是遇到了各种阻拦。
面对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和无端的干扰，孙文龙方寸不乱。他说：“干事业就得有风险，只要我们干的是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吃点苦、受点冤、冒点险，又算得了什么!”任职武乡的3年，上边的调查工作组来了3次，但每一次都带着对孙文龙崇敬的心情离开武乡。
他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却留下了无尽财富
1976年年底，阳城县委机关将孙文龙评为困难户，通讯员小吴把100元救济款送到他家。孙文龙阴沉着脸，半晌没说话，突然抓起一把剪刀塞给小吴：“你没忘记吧，来剪。”
原来，他和小吴早有约法三章：“无论是公家的，私人的，如果我多吃一嘴，你就拿剪刀把我的舌头剪了，如果我多拿一点，你就把我的手剪了。”
小吴眼圈发红：“孙书记，看看婶子和孩子们穿的，看看你这锅里吃的，县委院里还有谁家比你困难……困难户是大家评的，救济款是我领的，跟你无关。”孙文龙长长地叹了口气：“你说我再穷，还能比老百姓穷”小吴含着泪，又把救济款退回了县委办。
1982年，常年肝病缠身的孙文龙倒在工作岗位上，那年他只有51岁。到现在，孙文龙已逝世30多年，人们没有忘记，一直记着他、念着他，用不同方式追思他、颂扬他：老百姓自发捐款为他修纪念馆，以他为原型拍摄了10集电视剧《沧桑情》……
孙文龙没有留下什么，几个子女没有安排工作，城里没有自家的一砖半瓦，银行里没有一分钱的存款;甚至死后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装殓时他只穿着一身绿军装。孙文龙又留下了无尽的财富，他当年带领干部群众所做的一切，至今泽被一方：阳城一排排桑树，一座座花果山，以及一直沿用至今的北留水轮泵站、红卫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