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俊玲 距离“天井关·孔庙”最后一次被毁已经过去73年了。今天，泽州县晋庙铺镇重提修复孔庙之事，到底有怎样的意义呢？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说，重修这个历史悠久且有特殊价值的孔庙和书院一体建筑，使其发挥记载历史、教化人心的作用。
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认为，现在世界经济大同，但文化却是独特的，未来的竞争在文化。“天井关·孔庙”就是晋城的文化地标，所以重建很有必要。
晋庙铺镇党委书记邢剑虹说，修复孔庙是一件民心所向的大事，作为地方政府，我们应该在抓产业和旅游的基础上，把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下来。
7月19日，学界翘楚和各类专家齐聚晋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天井关·孔庙”的重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最终形成了一致意见：尽快重建孔庙，让这一文化地标早日盛装迎客。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界翘楚和各类专家集聚天井关，考察历史文化遗址。
“孔子回车”虽属口传，但以此立庙已延续千年
“临河而叹”和“孔子回车”都是关于孔子“如晋遇阻而反”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孔子原想投奔晋赵简之，后因赵简之杀了窦名犊、舜华二位贤大夫，故临河而反，后用为“不投不义人”之典。
第二个故事：孔子到晋国讲学，车行至天井关村南，被一群正在玩“筑城”游戏的孩子挡住去路。孔子要求孩童让路，孩童说：“只有人让城，何来城让人。”孔子叹其机智，并见道旁松鼠作揖，见此地民风畅达，认为没有必要再西进，所以在此地“回车”。
这两个故事一雅一俗，一个记载在《史记》里，一个流传在民间，都与“孔子如晋”有关。因第二个故事的发生地在“天井关”，所以，东汉建宁二年（169年），在天井关始建孔庙，以纪念孔子“回车”的经历。立庙者孔昱是孔子十九代嫡孙。
北魏太和元年（477年），推行汉化作为既定国策，所以对毁落的“旧宇”进行了重整。
唐贞元间，孔子第三十八代孙孔戡重修孔庙。相传，孔戡进士及第后，因辅佐的卢从史试图割据，常有不法之举，孔戡给他讲君臣父子之道。见不从，几次上书要求被贬斥，唐宪宗授其卫尉丞，分司洛阳。孔戡到洛阳后，直接迁居晋庙铺，在天井关孔庙边筑居。后来卢从史阴谋败露，孔戡因而得到擢升，就重修了孔庙。
宋英宗治平四年，著名理学大家程颢任晋城令，对孔庙亦加以修缮。元初元兵南下，因天井关是兵家必争之地，孔庙被破坏，仅剩正殿。战事稍息，当地官员和百姓又增修孔庙，孔庙的祭祀活动还得到稳定的财政支持。
元末战乱，孔庙又一次被损毁。不过在明朝确立稳定的统治秩序之后，孔庙又获得了数次整修。
万历三十一年，当地乡绅不忍看到孔庙之废殇，募资募工，使孔庙焕然一新。
清顺治十一年，有马鸣佩者，“历岭登关，乃成礼于庙中阶下”，但感叹“丹青不焕，俎豆无光”，于是联合附近四县的官员，募资修庙。
康熙十八年，衍圣公派孔衍珻前往河北、河南和山西寻访孔子遗迹，由河南入太行，见天井关有圣祖庙在，于是慨叹孔门后裔不独在曲阜，并选择本族弟子作为奉祀生员，专管孔庙（回车辙书院）祀典。至此，天井关孔庙确立了独特的地位，即不同于一般的庙学之庙，而是属孔子后裔的林庙。
清乾隆四十九年，泽州知府姚学瑛发现孔庙太靠近交通要道，孔庙背后的崖上有民居对孔庙呈俯视之势，所以姚学瑛和乡绅商议，把孔庙迁移到旧基附近的山坡上。
嘉庆年间，孔庙最后一次大修，除了新绘十哲圣像，还在更衣亭边筑一小屋，为春秋丁祭栖息之地。又在庙旁立一壁，将与孔庙有关的碑刻嵌入壁上，以免磨灭。
1943年，日寇入侵，孔庙被重创，文物也被洗劫一空。
所以，屈指算来，距离“天井关·孔庙”最后一次被毁已经73年了。有人曾考证过，孔子事实上没有来过泽州，孔子回车故事是古人思念孔子的虚构，“孔子回车”也就是一个传说，孔庙有修复的必要吗？对于这个疑问，干春松是这么看的：孔子是否真在这里回车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孔子的传说自汉代流传至今，孔子的思想流播千年并被世人所接受，这才是“天井关·孔庙”的意义之所在。
联袂开发，整合文化资源彰显文化内涵
那么，天井关孔庙是在现有的基础上修缮，还是重新选址进行重建？应该怎样建设？这些问题成为专家和学者讨论的重点。
复旦大学教授郭晓东说，我们现在聚在一起专门研究孔庙的问题，但这个地方的文化资源并不仅仅是一个孔庙，还有八百里太行首屈一指的地标性文化名片天井关，它是万里茶路入晋第一关，还有孔子回车留下的车辙。“古关、茶路、车辙、孔庙”名播华夏，汇聚了天井关的多种文化元素。因此，重建时必须把这些文化元素系统考量，整体激活，形成一个文化合力。
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山西晚报原总编辑姚剑非常同意郭晓东的看法。他认为，天井关和聚寿山相距不到2公里，如今的聚寿山景区经过开发，已经成为佛教文化和国学传承的一个文化名片，重建天井关和孔庙时不要局限于在现址上修缮或迁移到原址上重建，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一定要考虑和聚寿山联袂，形成一个珠联璧合的整体，以利于将来大规模开发旅游。
文化学者柏扶疏非常看重孔庙的内涵，他认为，一般的孔庙都修在繁华之地，有学堂的功能，而天井关孔庙却屈居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必定有独特之处。仅凭这点，就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柏扶疏说：这些年，我到各地去看过很多孔庙，有丰富内涵的不多，如今我们要重修孔庙，也就是自古以来我们称之为官庙的，同样遇到了这样的坎儿，我们该如何体现孔家文化，如何设置规制，希望专家学者们不吝赐教。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明与柏扶疏有同感，他说，按照唐代以后的孔庙建制，孔庙一般和官学结合在一起，即所谓的“左庙右学”，而天井关孔庙所在的晋庙铺镇自古以来并非府县治所，可见此孔庙不同于其他之孔庙。现在，天井关虽然失去了关隘的作用，但深厚的文化积淀却留存下来，这是古文化的结晶。而且，此处还留有李白、白居易、韩愈、陈廷敬等名家的诗词题跋200余首，其文化内涵可见一斑。
复旦大学教授郭晓东认为，一个关一条路一个庙，天井关已经具备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如果在南方，一个地方聚集了这么多的文化元素，早被开发的热火朝天了。不过，任何故事都是讲出来的，晋城现在要做的就是“开发关”、“证明路”、“重建庙”，以丰富其内涵。同时还可考虑在庙旁修建博物馆和国学学堂，建成一个教育基地和文化古镇。
如今，“天井关·孔庙”的文化储备已经到位，下一步应该研究其规制问题。中华儒学会执行会长柳河东说，从汉朝到清朝，每次修缮都加进了当时朝代的印记，所以这次重修时，要选定一个朝代为标准，原汁原味地表现。目前山西现存孔庙60多个，但大多数都不尽如人意，所以，“天井关·孔庙”要取人之长、弃人之短，建一座独一无二的孔庙。
顶层设计，多算文化账少算经济账
专家和学者们在讨论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要多算文化账少算经济账”这个观点。在学者们看来，地方政府重提修建“天井关·孔庙”，很大程度是基于发展旅游、提升当地的经济收入考虑的。因此，要重建就必须先理清孰轻孰重，给开发定了“基调”，才能顺理成章地做下去。
原三晋研究会副会长马甫平提了个醒：如果纯粹是商业动机，就如同杀鸡取卵，不仅达不到商业的目的，还可能破坏天井关孔庙的文化底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璧生谈了自己的感受。现在，全国各地都在以各种方式对孔庙进行恢复重建，但大多数做得“四不像”。因为他们有强烈的商业动机，所以建起来的孔庙就很糟糕。如今地方政府打算在天井关重建孔庙，我认为文化应该放在首位。天井关是未被开发的富矿，又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孔庙，拥有孔子回车的生动传说，只要开发得力，它会成为晋城的标志性名片。如果把天井关、孔庙和聚寿山整合一下，联动开发，那就有很多可以期待和想象的空间。
教授们都对陈璧生和马甫平的提议投了赞成票，并从各自的角度对“文化开发”进行了阐述。
同济大学教授曾亦认为，天井关不是一个繁华的地方，现在地方政府要重建，更多是基于旅游的考虑。那么孔庙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就我看来，“天井关·孔庙”将要承担两个功能：第一，孔庙是家庙，要有祭祀的功能；第二，孔庙延续千年，要有国学的功能。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明建议，在建设孔庙的同时，要把茶路这个古道的起点和终点进行考证，还原古道，并运用声光电等技术做成穿越的情境，让人们体验古道的历史感、纵深感。而且，这条茶路又是诗词歌赋里的重要意向，所以“茶路”的文章做好了，就是天井关的一个亮点，一大特色。这也是在挖掘文化内涵。
陈明说，现在山西因煤而衰，地方政府在投资开发“天井关·孔庙”时难免会力不从心。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贵州经验，贵州是个经济欠发达省份，但贵州瞄准旅游和文化，提出了打造文化大省的目标，他们充分吸引民间投资，为旅游造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基于此，晋城可借鉴贵州经验，拓宽思路，用“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分期来做，若做好了，随着天井关的延伸，文化会跟着延伸，旅游自然也会得到发展，经济的提升顺理成章。
中华儒学会执行会长柳河东建议，每一个重要的重建都要从长计议，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别留遗憾，若没考虑成熟后就上马，很容易出现问题，让后人都无法补救。在开发过程中，要多方联动，发挥小政府大社会功能，凝聚乡贤力量和企业力量，绝对不能错过这次大好的历史机缘。
邢建虹表示，专家们的意见非常中肯，既然地方政府要建，就要不留遗憾。天井关孔庙的修建是一项大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但我认为，成功不必在我，但成功一定有我。所以要科学规划，让传承2000多年的历史圣地与世人重见。
（照片均由泽州县晋庙铺镇政府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