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李芳 视频制作/本报记者 袁文忠

多年以后，已经步入壮年的神利董事长常建强面对自己创造的商业王国，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曾经住过的塑料厂家属院。

八十年代驿后街全貌。（资料图片）刘效勉 摄

常建强其实住过三个大院。第一个是西关电厂家属院，因为年龄太小，并没有太深的印象；第三个是印刷厂家属院，当时他已外出求学，大院只是偶尔停留的驿站；最难忘的，还是第二个大院——塑料厂家属院。上四年级时，常建强的父亲从晋城县城关公社调到县塑料厂任党支部书记，他的母亲也调到了县汽配厂，举家进城迁到了位于驿后街的塑料厂家属院。这个大院陪伴他走过了小学、初中、高中，在这里，常建强和他的小伙伴们度过了最美好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

1 厂房改造成的家属大院 让他们在城里安了家

与现在家家户户关门闭户的单元楼式生活相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院是开放的，热闹的。大院里的人们，与其说是邻居，不如说他们更像是一个大家庭。

驿后街（步行街），晋城最繁华的商业区，曾经的塑料厂家属院就座落在这里。“大概就是现在移动公司办公楼的位置”，常建强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致认为。

在城区发改局工作的王进勇清晰地记得，1972年，在塑料厂工作的母亲分到了两间家属房，这是他和父母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现在看来，就是棚户区，但在当时，那是一个温暖而又温馨的家。”王进勇回忆，因为父亲在高平工作，他和母亲就一直寄居在西街铁窗巷的姥姥家。和他情形相仿的还有秦天林。巧的是，秦天林的姥姥也住在铁窗巷，和王进勇的姥姥就是前后院，两个人光着屁股满地跑的时候就已相熟，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又几乎同时住进了塑料厂家属院。

这是一个由厂房改造成的大院。塑料厂家属院的前身是被服厂。被服厂是由五六十年代的晋城县缝纫社改制而来。被服厂并不生产布料，主要进行来料加工，为工矿企业做手套、工服等。1971年和塑料厂合并后，厂址搬到了新市街，并保留了一个被服车间。同时在原被服厂临街的位置开了一个被服门市部，承揽订制服装的业务。2011年左右，塑料厂又被凤展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收购，也就是现在的凤展新时代广场所在地。

被服厂并入塑料厂后，厂里的领导为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决定将旧厂房改造成家属院。塑料厂家属院就这样诞生了。

这是一个二层楼房和一层平房参差错落分布的大院，以二层楼居多。院子中间有一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树旁是一面影壁，将院子分成了前院和后院。围绕着影壁的，是各家各户的厨房和煤圪坨。二三十户人家挨挨挤挤住着，却不觉得憋屈。大院里所有人共用一个厕所，一个水龙头。后来，大人们找来塑料管，将水接到各家各户的厨房。院子里没有下水道，脏水只能倒入煤圪坨或者厕所。

常建强说，他家当时是楼上楼下各三间住房，说是三间，但房子中间并没有隔断，其实就是一大间。居住面积也就是五十多平方米。全家七口人，兄弟姐妹五个，姐姐早早参加了工作，六口人住六间房，是当时院子里住房最宽敞的。

院子里大部分住户都是一间或两间住房，住房面积约二十平方米。房间内基本没有什么摆设，一个大炕两张大床，一台缝纫机，几口大箱子，几乎就是全部的家当，大部分人家都是五六口人，但大家并不觉得拥挤。

郝国忠的父亲当时是被服车间主任，因为母亲在农村，郝国忠是小伙伴们中入驻大院较迟的一个。他说当时的房间阴暗潮湿，父亲用玉米秆把顶棚蓬起来，墙壁和顶棚糊满了报纸，在当时，就算是“装修”了。

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人们却相处得其乐融融。

调煤圪戳火是各家的大事。院子里开不进车，谁家买回煤来，不用吭声，大家只要听到响动，就会自觉出来帮着卸煤，先卸到大门口，再用平车、箩筐等运到院子中间的煤圪坨里。

吃饭时间是大院里最热闹的时光，端上碗，找块石头，坐在大门口边吃边聊，欢声笑语回荡在大院的上空。常建强记得，那时候家里买了西瓜，母亲至少要切三分之一送给邻居。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西瓜可以说是奢侈品了。秦天林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去上早自习时，郝国忠的母亲塞给他一包“热缸菜”，把刚发芽的杨树叶切成条，撒点盐，放到一个罐子里，用煤火煨上两天，就做成了美味的菜肴。现在想来，都觉得是人间至味。

王进勇告诉记者，那时候基本吃不上白面。早饭是玉米面或高粱面糊糊，配上窝窝头、浆水菜；中午是包皮黑圪条，也是以高粱面为主；晚饭就是米淇、小米饭，只有过年才能吃顿饺子，大米根本想都不用想。蔬菜只有土豆白菜，豆腐和肉都是凭票供应，一斤豆腐七八分钱，一斤肉几毛钱，即使有票，也得排队购买，轮到了才能买上。“常建强家条件好些，偶尔能吃顿饸饹。”秦天林插嘴说。

说起出行，王进勇回忆说，那时候流行飞鸽、凤凰、永久牌自行车，120元一辆，但即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上，还得到商业局找熟人搞到供应证，才能买上。

2 “放养式教育”成就了冒险和创新精神

提起启蒙老师，大多数人都会想到自己的父母，但在常建强眼里，大院里的邻居和小伙伴们才是他成长的启蒙老师。

那时候，大人们总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白天忙着上班，晚上还经常加班学习。院子便成了孩子们欢聚的天堂。玩玻璃球、打弹弓、打元宝是他们的日常游戏。

王进勇记得常建强是伙伴们中最淘的一个，他常常鼓捣一些新奇的玩意，带给伙伴们无穷的欢乐。那时候男孩子喜欢玩链条枪，就是把自行车链做成“枪”。上初中学了化学后，常建强就根据书上的介绍，自己回来做火药，把链条枪改造成了“火药枪”。这也引发了他对军事科学的浓厚兴趣，晋城一中图书馆有关军事的书，常建强一本不落全看完了。

秦天林则对常建强发明的“鸽哨”兴趣十足。常建强养了二三十只鸽子，用竹子做成哨，绑到鸽子的尾巴上，放飞鸽子时，哨子随着空气的震动，发出响亮的鸣叫，让大院里的孩子们欢呼雀跃。

常建强回忆，那时候父亲起早贪黑上班，没有太多的时间管教孩子们。只是时常教育子女不许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不要和同学打架，好好上课，诸如此类。其他家庭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加之学校的课程也不紧，让他和小伙伴们有了肆意生长的时间和空间。

上世纪七十年代，老体育场（现在的浙江商贸城）还残存有一段古老的城墙，城墙的东南角有个大土堆，下面有很多地道。爬城墙、钻地道成了常建强和小伙伴们最兴奋的事。用橡胶轮胎当火把，深入地道探险，出来时脸上都被熏得黑乎乎的，但他们却乐此不疲。

塑料厂家属院与人民广场毗邻，广场东边是人民电影院（现在银都的位置），西边是晋城剧院（现在兰花城的位置）。看电影是孩子们最期待的事情。常建强说，当时的电影比较单调，常常是一部电影演七八天，一天演七八场，电影票分红黄绿几种颜色，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场次。王进勇记得，那时候的电影以战争片和样板戏为主，《智取威虎山》《渡江侦察记》《地道战》《地雷战》等等，都是他们喜欢看的电影。虽说电影票只要一毛五到两毛钱，但他们也常常买不起。为了看电影，小伙伴们就主动帮看门的张师傅打扫卫生，慢慢混熟了，张师傅会给孩子们开个小差，放他们进去。

让常建强最有成就感的事情，还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到人民广场出租小人书。当时人民广场时常有人摆摊租小人书，常建强和小伙伴们见了，就动员同学、朋友们，把小人书、连环画等收集起来，一起到人民广场的主席像下面摆摊租小人书。租一本书2分钱，一天下来，最少也能挣个两三毛，多的时候能挣四五毛钱。这也在年幼的常建强心里，种下了经商的种子。

常建强感慨地说，小时候贪玩，但也无形中培养了自己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而这恰恰是当代教育所欠缺的。

3 七个小伙伴一起参加高考 踏上人生新征程

常建强和小伙伴们最幸运的是，赶上了国家的好政策。

1977年，国家恢复了废弃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大事一件接着一件。

常建强和他的小伙伴们也开始了高中生活，在时光流转中告别懵懂，走向青年。

高考制度的恢复，唤醒了沉睡的少年。他们开始拾起书本，恶补功课。

常建强说，那个特殊的年代，学生们都疏于学习功课，听说恢复高考后，他赶紧把初中的课本找出来补习落下的功课，竟发现好多书都是崭新的。

“如果好好学习，应该都能考上大学。”提起当年，王进勇则有几分遗憾。

不管怎样，机会摆在面前，脱掉稚气的大院孩子们，认识到这是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件大事，大家都不约而同开始埋头学习。

当时晋城一中一共八个班，理科分为三个快班，两个中班，两个慢班，还有一个文科班。王进勇选择上了文科。常建强、秦天林、郝国忠都学的理科，常建强和秦天林同班，常建强物理拔尖，秦天林化学优秀，两人常常一起切磋，互补短长。临近高考那一年，常建强干脆搬到了一中的宿舍，因为“欠账”太多，他每天晚上学到凌晨一两点，早上三四点就起床了。而在大院里，秦天林扯一根电线，把电灯接到院子里的石桌上方，也是夜夜苦读。王进勇、郝国忠、王林马、石小进、郑平等人也一样，大家都进入了紧张的备考阶段。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大院里的七个孩子一同参加高考，常建强、秦天林、王进勇三个人考上了技校。郝国忠成绩也达到了技校的录取线，但因为是农村户口，不能上技校，最终选择了参军报国的道路。

常建强说，当时能考上就是奇迹，因为当时的升学率非常低，晋城一中当年大中专技校统统算上，总共考上的也不过百人。

4 改革开放开启新时代 日子像变戏法似的一年一个样

改革开放后，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小伙伴们逐渐搬离了大院。在不同的时空延伸着各自的发展轨迹，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

1979年，常建强一家随着父亲工作变动，搬到了位于南大街的印刷厂家属院。

印刷厂文化人比较多，院子里家家习书，户户练字，尤其是写得一手好字的段生龙让他心生羡慕，渐渐地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时常跟着练上几笔。大院里的吴小四喜欢无线电，会修摩托车，而常建强也喜欢鼓捣机械电子，自己做音箱，两个人时常在一起切磋交流，成了好朋友。

当时，王进勇的父亲已从高平调入太行印刷机械厂，1980年厂里分家属楼，王进勇一家也搬到了太印的家属楼居住。新修的家属楼房间有了隔断，开始区分不同的功能区。王进勇记得当时太印的家属楼是一室一厅，有了专门的客厅和卧室。

郝国忠和秦天林也在1989年前后，搬离了大院。此后，住房条件一天天改善，从当初的五六口人挤在三四十平米的蜗居内，到现在三口人住在一百多平米的单元楼，而且大多数人还不止一套住宅。可以说是今非昔比。

80年代初，随着凭票供应的时代走向终结，各种商品开始走进家庭。日子也一天天发生着魔术般的变化。家里的摆设开始丰富起来。各家各户纷纷请匠人打制家具。“那时候流行‘36条腿’”，秦天林告诉记者，“36条腿”是当时结婚的标配：双人床、大衣柜、橱柜、写字台、一张桌子、四把椅子。后来，又逐渐增添了梳妆台、沙发、茶几等家具，成了“48条腿”、“56条腿”。

时代发展之快出人意料。王进勇和秦天林都是1985年结的婚，“1500元钱就把媳妇娶回了家。”秦天林回忆说。当年一桌酒席才25元钱，结婚随礼只需5元、10元。“当时流行西铁城手表，结婚时都要先给女方买块西铁城。”王进勇说。“其实就是‘三转一响’”，秦天林补充说，当时结婚时兴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四大件，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三转一响”。郝国忠是1989年结的婚，他也是伙伴们中搬离大院较迟的一个，“当时我从部队回来，就在塑料厂家属院办的婚礼，街坊邻居都去了，还是王进勇主持的婚礼。”他记得是在凤城宾馆请的客，短短四年时间，一桌酒席已经涨到了一百元。在1987年结婚的常建强记得，当时结婚的四大件已经提档升级，21吋彩电、洗衣机、冰箱、录音机应有尽有。

时光如梭。此后的几十年间，琳琅满目的商品层出不穷，已经无法用几大件几条腿来概括了。如今，常建强和他当年的小伙伴们大都已经当上了“爷爷”，他们的子女结婚时，彩电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早已是寻常物品，手机电脑汽车已经步入了家庭。

王进勇和秦天林说，他们的子女结婚，都是找常建强买的家电，“给便宜了不少”。

5 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奋斗 他们的人生各有各的精彩

1992年，绝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激起千层浪，“下海”成为那个年代最时髦的代名词。常建强就是晋城为数不多的放弃公务员岗位的“弄潮儿”。“一刀斩断仕途念，入了商海不回头”，回忆当初的决定，常建强依旧初心不改。

从省邮电技工学校毕业后，常建强被分配到了晋城县邮电局，从事程控交换机维护等工作。此后又先后在晋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对台办工作，1993年初下海经商。

“1987年，我离开邮电局时，晋城市区加上泽州县，电话用户总共不过八九百户，还主要是单位用户。”常建强回忆，当时安一部电话少则三四千，多则八九千，私人用户很少。市委办公楼的通讯工程都是他调入机关事务管理局期间才建设完成的。

王进勇和秦天林都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刚参加工作时，打个电话还得跑到邮电局找常建强帮忙。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共晋城市委号召机关干部创办、帮办、领办实体，并出台了鼓励政策。常建强果断抓住这一机遇，义不容辞地选择了“下海”。

秦天林从晋东南技校毕业后，分到了太行印刷机械厂工作，和王进勇的父亲成了同事。当时的太印机械厂是国家五大机械厂，在全国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外出开会都觉得很荣耀。”秦天林说。1989年秦天林调入市金属公司工作，直到现在。王进勇从省电力技校毕业后，分到巴公电厂工作。后来又自学拿到了大专文凭，转了干，调到城区政府工作。郝国忠从部队转业后分到了市煤运公司工作至今。

如今，在商海打拼多年的常建强成了晋城知名的企业家。他创办的神利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凭借“以用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发展成为晋城家电市场的龙头企业。

很多人都会对常建强的选择产生好奇：当初为什么要放弃人人艳羡的公务员岗位？后悔过吗？

“喜欢挑战”，常建强不假思索的回答，让记者坚信，这是他孩提时期在塑料厂大院就埋下的种子，在那一刻破土而出了。

如今，塑料厂大院已在黄华街拆迁改造时彻底完成了使命，但在常建强和小伙伴们心里，那是他们不老的心灵家园，永远不会消逝。

在黄华街居住的王进勇闲暇时会带女儿到人民广场附近走走转转，在煕熙攘攘的人群中，寻找当年和小伙伴们一起疯跑的身影。尤其是走到移动公司办公楼时，他会停下来咂摸半天，给女儿讲讲曾经的大院故事。

塑料厂大院的故事，也就是这样，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延续着，传承着，生生不息。